一般医疗损害赔偿和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区别/李洪奇
时间:2024-07-09 00:45:53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507
一般医疗损害赔偿和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区别
北京市中济律师所医药法律部主任律师 李洪奇
电话：010－86187836／88083116
案情简要：
患者赵某因“左侧结石，腰痛2个月”于2002年11月14日到北京某医院就诊，B超显示：“左肾盂积水、左肾多发结石”，医院给予静脉输液抗炎、解痉治疗，输液后患者心慌、喘憋、腹胀、少尿、全身浮肿。第二天即１１月１５日患者因全身水肿、腹部胀痛再次到被告医院就诊，被医院收入泌尿外科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左侧肾结石、左侧肾积水”。11月28日，患者因“异位心律，心房颤动”转入心内科继续治疗，12月16日患者因“脑出血、脑水肿、脑疝形成”死亡
原告认为，北京某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并造成了患者赵某死亡的损害结果，医院应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遂以“一般医疗损害赔偿”为案由起诉到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其中医药费、误工费、交通费、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等医疗损害赔偿费共21万元，其中仅死亡赔偿金就有19万元。
立案同时，原告向法院递交“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申请。
法院判决：
本案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根据被告提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申请，委托海淀区医学会对本案争议的诊疗过程进行首次鉴定。后因首次鉴定虽然认定医院存在医疗过错但不构成医疗事故，原告申请再次鉴定，人民法院委托北京市医学会进行了再次鉴定。再次鉴定认定医院诊疗行为存在以下过错：1、被告输液速度过快，诱发心衰。2、被告违反了临床用药原则。3、被告违反了神经内科的诊疗护理常规。鉴定结论为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被告应对原告的损伤后果承担次要责任。
据此，海淀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其中医药费、误工费、交通费、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等医疗损害赔偿费共11万元，其中仅死亡赔偿金就有10万元。被告医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法律评析：
本案是一起比较典型的医疗纠纷案件，海淀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准确适用了我国现阶段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法律、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也体现出“一般医疗损害赔偿”和“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区别。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高法意见》）规定：“医疗损害赔偿包括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和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指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包括不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以及不涉及医疗事故争议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
本案原告的诉讼案由是“一般医疗损害赔偿”而不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所以无论是法律适用、医疗鉴定，还是赔偿项目、计算方法和赔偿数额都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具有很大不同。
第一，在法律适用方面。审理一般医疗损害赔偿案件要适用《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而审理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则要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配套的的法规文件。
第二，在医疗鉴定方面。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一律需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而一般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则可能需要司法鉴定。《高法意见》明确规定：“人民法院需要委托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委托医学会组织鉴定；需要委托进行其他医疗鉴定的，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组织鉴定。”“一方当事人申请进行有关医疗过错的司法鉴定，而另一方当事人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委托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并要求提出该申请一方预交鉴定费。”
“医疗行为经鉴定构成医疗事故，当事人仍申请就医疗过错进行司法鉴定的，不予支持。医疗行为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当事人申请就医疗过错进行司法鉴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予支持。”“人民法院已经委托进行有关医疗过错的司法鉴定并有结论的，当事人又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否准许，应从严掌握。”
本案原告申请进行有关医疗过错的司法鉴定，而被告医院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人民法院首先委托安排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果鉴定结论非常明确“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被告应对原告的损伤后果承担次要责任”，所以人民法院毋须再次委托司法鉴定。
第三，在损害赔偿方面。一般医疗损害赔偿和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最显著区别就表现在赔偿项目、赔偿系数和赔偿数额上的不同。
１，赔偿项目。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包括11项，而一般医疗损害赔偿包括12项，二者除了在项目计算上存在差异外，后者较前者还增加一项“死亡赔偿金”。
２，赔偿系数。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要考虑责任程度、原发疾病、事故等级等因素，而一般医疗损害赔偿则要考虑过失参与度、责任程度、损害结果、因果关系、收入差异等因素。虽然根据民法原则上述所有因素都是广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需要考虑的法律情节，但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看，二者确实存在明显区别。为使法律法规渐进统一，《高法意见》最新规定“确定医疗损害赔偿数额，应当综合考虑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医疗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及医疗风险状况等因素。”
３，赔偿数额。如前所述的各种区别，直接结果就是造成赔偿数额的差异。本案中根据原告的具体情况，如果原告的诉讼案由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请求赔偿数额最多６万元，而不会是21万元，其中主要差别就在于“死亡赔偿金”。
对此《高法意见》规定：“确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应当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至第52条的规定；如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将使患者所受损失无法得到基本补偿的，可以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适当提高赔偿数额。”“确定一般医疗损害赔偿标准，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共同犯罪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闵涛
民事诉讼中，法院并不需要对共同侵权的被告按份划分责任，而是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即可，待实际承担赔偿责任后由承担了连带责任的被告再向其他共同侵权人追偿。在共同犯罪案件附带民事诉讼中，有人主张同样判各附带民事被告人承担连带责任即可，因为连带责任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其自身的特点，并不完全等同于民事诉讼。在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下，有必要对各附带民事被告人的赔偿份额也一并作出判决，即按各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刑罚情况确定其对损害结果的原因力的大小，按其作用大小确定其应承担的民事赔偿数额；有的没有能力承担其应承担的份额时，由其他附带民事被告人承担。就是说，各附带民事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以按份承担为基础，以连带承担为保障。采用这种方法处理的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应相一致。被害人的损害虽是共同犯罪被告人共同告诉 结果，但各被告人对损害后果的作用常常有很大的区别，如有的持刀杀人、有的站脚助威，刑事责任正是这种作用的反映。刑法和民法本质上都体现公平原则，具有惩恶扬善的功能，因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与其民事责任是一致的，即刑罚重的其民事责任亦相对较大，刑罚轻的其民事责任相对较小。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责任已经确定，就有必要对民事责任的大小也进行区分，这样才能体现出法律的公正和法律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其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后果是同时解决刑、民两种责任。判决生效后，被告人被判处禁监刑的要投入监狱执行，判处死刑的要被处决。在这种情况下，民事责任的执行如果按照民事诉讼的模式，即某一罪犯承担了全部民事责任，再向其他罪犯追偿，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罪犯在监狱服刑，不便于进行诉讼，委托律师办理又要高额的代理费；同时，原没有承担民事责任的被告人通常没有赔偿能力，其服刑期间没有经济来源亦不能履行。实践中没有人会投入巨大的诉讼成本去寻求不能实现的利益。因此，在刑罚已确定的情况下区分各附带民事被告人民事责任的大小，有利于保护原告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减轻当事人和法院的负担。
第三，刑事被告人由于被羁押，其民事责任在通常情况下由其亲属代为办理，要由被告人亲属配合。因此，明确各共犯的赔偿数额有利于被告人亲属的理解和支持，有利于执行，从而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权益。
第四，设立连带责任的目的是为了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每一个债务人都具有向债权人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各附带民事被告人首先按份承担责任，当有的被告人不能承担其应承担的份额时，有能力承担的其他被告人有义务代为承担，以保证被害人债权的实现。
2012年10月，建湖本地人沈某因赌博欠下债务，为偿还债务产生盗窃念头。15日晚，沈某来到所住小区楼下，攀窗进入二楼住户家中欲行盗窃，被户主发现，慌忙逃离。当晚，沈某又来到同一小区另一单位楼下，爬上二楼阳台，因二楼家中有人，沈某随即逃离。16日凌晨，沈某再次潜入隔壁住户家中盗窃时，被户主当场抓获。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沈某的多次盗窃行为的定性存在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沈某虽多次盗窃，但未盗得财物，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沈某虽然实施了多次盗窃行为，但未盗得任何财物，在数额上未达到盗窃罪的起点，属于刑法中规定的犯罪情节轻微，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
第二种意见认为，沈某多次盗窃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理由是，沈某的犯罪行为虽然未达到盗窃罪要求的数额起点标准，但属于多次盗窃，符合盗窃罪情节构成所要求的行为标准，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盗窃罪作为一种最为常见的侵财性犯罪，刑法中对其的规定相当详尽。其中《刑法》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构成盗窃罪。可见，一般的盗窃行为要达到刑法所称的盗窃罪，需要符合两种罪限。一种为数额性罪限，另一种为次数性罪限，两种标准为选择型，只要具备了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其中之一的，就构成盗窃罪，否则，只是一般违法行为。
盗窃罪数额型罪限具体是指刑法中所称“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对于该罪限标准的设置，最高法院已经有明确的司法解释。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数额较大，一般是指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00——2000元以上的。该司法解释为盗窃罪罪与非罪的数额认定设置了一个下限标准，这个标准是500－2000元之间，各地方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水平具体确定这个数额巨大的标准。根据该解释，盗窃数额未达到基本罪限的盗窃行为，并不构成刑法虽称的盗窃罪，自然不能按盗窃罪进行定罪处罚。本案中沈某于2011年10月期间连续盗窃三次，但均未得逞，也未获取任何财物，显然未达到盗窃罪的数额罪限。
盗窃罪次数型罪限是指刑法中所称的“多次盗窃”。根据《刑法》对既遂犯罪的形态分类，盗窃罪系典型的结果犯，盗窃数额是构成盗窃罪的重要标准，但盗窃数额并不是盗窃罪定罪量刑的惟一标准，除盗窃财物的数额外，还应当根据犯罪的其他情节和犯罪分子的认罪态度、退赃表现等全面分析，从而正确定罪量刑。个人盗窃公私财物虽未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标准，但属多次盗窃的行为，同样要追究其刑事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 条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从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盗窃罪次数型罪限的适用应当符合三个条件：1、时间需是在一年之内；2、空间需是入户盗窃；3、次数需为三次以上。这三个条件实际上市对盗窃行为情节的评价。本案中，沈某连续多次实施入户盗窃行为，虽然其盗窃均未果，数额未能达到较大的定罪标准，但其入户盗窃的行为相对于在公共场所盗窃而言，其危害性更大，符合盗窃罪要求的“多次实施盗窃”的情节犯罪标准，且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因此，本案中沈某多次实施盗窃行为，虽然未盗得任何财物，但仍应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1979年刑法第151条关于盗窃罪的构成标准是“数额较大”的单一标准；而1997年刑法的构成标准则是“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双重标准。两次刑法关于盗窃罪的犯罪构成标准并不一致，标准的修改不仅是司法实践经验总结在刑事立法上的反映，也是理论研究成果的反映。盗窃罪数额罪限与次数罪限双重标准的结合，实际是对行为人盗窃行为的全面评价，盗窃罪作为一种常见的侵财类犯罪，仅仅以数额或次数单独评价难免有所错漏。刑法第264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构成盗窃罪”的规定从结果与情节上分别对行为人盗窃行为的恶性及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价，最终决定是否适用刑法进行定性处罚。
（作者单位：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