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南京市人民政府令
　
第１７５号


　　《南京市涉案物品价格鉴定办法》已经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７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王宏民
　　　　　　　　　　　　　　　　　　　　　　　　　　　
二０００年一月七日


　　　　　　　　　　　 南京市涉案物品价格鉴定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涉案物品价格鉴定行为，维护国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司法和行政执法活动的顺利进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涉案物品，是指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在办理刑事、行政案件中涉及的扣押、追缴、没收等物品。


　　第三条　凡本市行政区域内涉案物品的价格鉴定，均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南京市价格主管部门是本市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的主管部门。
　　市、区、县价格事务所（以下统称价格鉴定机构）是具体负责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的机构。


　　第五条　司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或者涉案物品的当事人（以下简称委托人）对于价格不明或者价格难以确定的涉案物品，应当委托价格鉴定机构进行价格鉴定。


　　第六条　涉案物品的价格鉴定，应当遵循合法、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


　　第七条　价格鉴定机构可以根据标的的具体情况，采用现行市价法、重置成本法、收益现值法、清算价格法等方法对涉案物品进行价格鉴定。


　　第八条　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的委托基准日，由价格鉴定机构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委托人委托价格鉴定机构对涉案物品进行价格鉴定时，应当填写南京市价格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涉案物品价格鉴定委托书》。


　　第十条　《涉案物品价格鉴定委托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委托人自然状况；
　　（二）价格鉴定的目的和要求；
　　（三）涉案物品的品名、牌号、型号、规格、种类、数量、来源以及使用状况；
　　（四）获得涉案物品的时间、地点；
　　（五）其他有关情况和资料。
　　委托人应当如实提供所需鉴定物品的有关资料，不得弄虚作假。
　　委托人提交的《涉案物品价格鉴定委托书》，必须有委托单位的印章或者当事人的签名。


　　第十一条　价格鉴定机构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取得价格鉴定资格，并由省以上价格主管部门核准发证后，方可从事涉案物品价格鉴定工作。
　　涉案物品价格鉴定人员必须取得国家颁发的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并注册登记后，方可执业。


　　第十二条　价格鉴定机构接受委托后，应当按照《涉案物品价格鉴定委托书》载明的情况，对实物进行全面查验，分类核定，查明与价格相关的事实，取得必要的证据和资料。


　　第十三条　价格鉴定机构根据价格鉴定的需要，可以提请委托人协助查阅有关的文件及帐册等资料，也可以向与委托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或者索取有关证明材料。


　　第十四条　价格鉴定机构办理涉案物品的价格鉴定，应当由两名以上鉴定人员共同承办。对数额较大、情况复杂的涉案物品价格鉴定项目，应当组成三人以上的价格鉴定小组进行。


　　第十五条　对文物、邮票、字画等特殊涉案物品的价格鉴定，依法须经专门鉴定的，价格鉴定机构应当要求委托人提供专门鉴定证明，或者经委托人同意，由价格鉴定机构委托有关专业部门或者聘请有关专业人员进行鉴定。专门鉴定发生的有关费用由委托人支付。


　　第十六条　价格鉴定机构在接受委托后，应当在七个有效工作日内作出《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结论书》，委托书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七条　《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结论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价格鉴定的范围和内容；
　　（二）价格鉴定的依据；
　　（三）价格鉴定方法和过程要述；
　　（四）价格鉴定结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及有关材料。
　　《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结论书》应当有价格鉴定人员签名，加盖价格鉴定机构印章。


　　第十八条　价格鉴定机构依法出具的《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结论书，经司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确认，可以作为办案的依据。


　　第十九条　涉案物品价格鉴定收费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价格鉴定人员开展涉案物品价格鉴定工作，应当客观、公正，依照规定方法和程序进行，不得将依法取得的资料或者了解的情况用于价格鉴定以外的其他目的，不得泄露委托人的秘密。
　　价格鉴定人员在进行涉案物品价格鉴定时，凡与委托案件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鉴定的，应当回避。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对价格鉴定机构出具的《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结论书》有异议的，可以向原价格鉴定机构提出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也可以直接向其上一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复核裁定机构提出复核裁定。


　　第二十二条　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对需要进行价格鉴定的涉案物品擅自变卖、处分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委托人违反本办法规定，提供虚假情况和资料，致使价格鉴定失实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给涉案物品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二十四条　价格鉴定机构及其价格鉴定人员未按照本办法规定的鉴定方法和程序进行鉴定，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二十五条　价格鉴定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虚假鉴定、泄露秘密，造成价格鉴定失实或者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由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部门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司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在办理民事、经济案件中涉及的纠纷、无主、抵押、留置、损害等物品的价格鉴定，以及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物品的价格鉴定，均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南京市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应用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情理之中，意料之内,

—— 对 李 慧 娟 现 象 的 思 考

资兴市政府法制办 郭 昌 明


近来全国部分媒体报道了洛阳市中级法院一起种子纠纷案。在这起普通的民事纠纷案背后隐藏着不“寻常”，引发不“寻常”的是洛阳市中级法院对该其种子纠纷一审判决中书（[2003]洛民初字第26号,以下简称该民事判决书）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种子条例》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自然无效……”，正是这句话，该案不仅遭到了河南省人大的质疑，而且主审该案的女法官法学硕士李慧娟面临撤销审判长和调离审判岗位的处分。社会各界对此也褒贬不一，从而引发了法学界对国内法律冲突适用的再思考。这我们称之为“李慧娟现象”
2003年11月26日，《法制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种子官司的意外绽放》的文章报道此事。该文指出“……这起种子官司，给了人们丰富的讨论空间，从下位法和上位法冲突到司法审查，到法制的统一性……，这起种子官司‘绽放’太多的意外。”对此，笔者认为，该起种子官司绽放太多的“意外”均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内。
一 该民事判决书，确有错误
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其审判工作的实质，就是一个法律适用过程，即在现行有效法律框架内，将法律意图最大限度的贯彻落实。其特征有三：一是法院的审判工作是一个法律适用程序；二是法院审判工作的准绳是现行有效的法律框架内的法律；三是法院审判工作不能改变法律意图。就这起种子官司而言，洛阳市中级法院错误有三：
1、 审判工作越权
法院的审判工作是一个适用法律的程序，也就是说法院工作的职责是在程序上保障法律意图的贯彻落实，而非在实体上对法律意图的进行裁判。如果法院对法律意图进行评判的话，则法院审判工作有越权之嫌。
就本案而言，洛阳市中级法院就案件所涉《种子法》和《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种子条例》）的适用上，只能依法作出适用选择，而不能该民事判决书中作出实体裁判：“……《河南省种子条例》……与《种子法》向冲突的条自然无效……”。这样的裁判无疑是以判决书的形式在实体上向社会宣告——《种子条例》的相关法律条款无效。这显然是一种越权行为。严重背离了法院审判工作的职责。
2、 法理司法化
法理与法律是两个不同概念。法理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律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正因为如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才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也就是说法院的审判工作必须限定在现行有效法律框架内，法理不得作为民事案件审理的依据，不得司法化。
从该民事判决书中我们不难发现，洛阳市中级法院裁判《种子条例》相关条款自然失效的理由是“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这一理由显然是是法理中的国内法律冲突的适用理论，而不是法律规定。因此洛阳市中级法院的这一裁判行为明显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是“法理司法化”。
3、 推不出
《立法法》在第五章适用和备案中，第七十八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七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第八十条规定“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这一系列的法律的适用条款，仅仅只说明——在国内法律冲突的适用上，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优先适用。我们无法从中推出——与上位法相冲突的下位法就得失效，这一判断。质言之，与上位法相冲突的下位法并非一定失效。
再回到本案中来，在现行有效法律框架内，洛阳市中级法院根据法律意图，根本推不出《种子条例》“……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自然无效……”这一判断，只能得出《种子条例》相关条不适用的结论。
因此，洛阳市中级法院该民事判决书，遭到河南省人大的质疑，是在情理之中，毫不意外。
二 国内法律冲突，能依法解决
在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框架内，法律为我们解决此类问题，提过了两种途径。
1、 治标法
法院仅在法律适用的程序上，依据《立法法》对法律适用的规定，直接对冲突的国内法律规范的适用作出选择。虽然这种方法不能从实体上纠正下位法的违反上位法现象，但是极为经济，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
基于此，洛阳市中级法院对此案涉及国内法律冲突部分的裁判可以作出如下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法律，《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是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地方性法规。由于在价格方面《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不相吻合（也可以写明具体的冲突条款序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九条规定 ， 被告提出在种子的价格方面适用《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这样处理，洛阳市中级法院既避免了“法理司法化”也避免了从实体上裁判《种子条例》“相关条当然失效”，且又又将自己的审判行为切实置于现行有效法律框架之内。
2、 治本法
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中止本案审理，依照《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将冲突的法律提请有关部门作出实体处理。这种方法能够彻底解决下位法和上位法的冲突问题，但诉讼成本高，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
基于此，洛阳市中级法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对本案作出中止审理的裁定，同时依据《立法法》第八十七条、八十八条规定将《种子法》和《种子条例》转送有关机关处理。待处理完结后，再恢复本案的审理。
由于洛阳市中级法院绕过现行有效法律框架，而应用“法理司法化”的手段，来解决国内法律冲突问题，所以难免会产生“今后对下位法和上位法冲突作类似处理仅在法理之中”的意外。
透过本案，我们所注重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内法律冲突问题，更重要的是，法院审判工作突破现行有效法律框架的“法理司法化”给法律秩序所带来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