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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耶鲁大学校长、中国的大学与雅典网友Joanna——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大学/龙城飞将

时间:2024-07-15 20:25:28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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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耶鲁大学校长、中国的大学与雅典网友Joanna——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大学

龙城飞将


  我在博客上转帖了一篇文章《前耶鲁大学校长:中国大学是世界最大的笑话》,文章提交者:余何,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文章里讲道:“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
  
  雅典学园博友Joanna提交评论说,《环球时报》致电耶鲁大学校方说过,该校学报从未刊登过传闻中的这篇文章。近期耶鲁大学校刊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大学的内容。一篇名为《戳穿谎言:“耶鲁大学校长撰文”是如何形成的?》的网文揭开了谜团:此文是用1987年施密德特在耶鲁开学典礼上的演讲移花接木拼凑而成的。“在亲爱的博主发文前一个月,即2月4日,正牌耶鲁大学校长Richard Levin告诉英国卫报,中国大学将很快超越世界顶级名校。谎话是说不得的,除非您很enjoy被戳穿的感觉。”

  我不知道他/她称谁为“亲爱的”,若他/她是一位靓女,并且是称呼我,那我是受宠若惊。又不知“您很enjoy被戳穿的感觉”是指我还是别的谁,我们被戳穿了什么?

  我上了该博友的博客,读了他/她的一些文章,发现他/她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精古文,通西语。自己的文章与给别人的留言时均不乏有深厚的功底与幽默辛辣的风格。特别是他/她的一篇博文:《看一个“法学家”以无知和无耻来诽谤孔子》批评贺卫方也是具备了这样的特点。

  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本书名叫《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似乎说德国某博士或教授的大作,该书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与实施的效果,曾经引起许多国人的共鸣。支持的人认为该书切中时弊,是一本好书。后来有人爆料证明说,该书是伪作,并非译自国外,而是出自国人之手。但不管怎样,这本书提出的问题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关于前耶鲁大学校长的高论及博友Joanna我想有如下感想:

一、 关于文章的真伪问题的考证

  博友Joanna对文章的真伪作了如下考证:《环球时报》致电耶鲁大学进行询问,该校对文章予以否认。一篇网文解开谜团:此文是用1987年施密德特在耶鲁开学典礼上的演讲移花接木拼凑而成的。
  博友Joanna考证给了我们这样的路径:耶鲁大学学报没有发表这样的文章,这文章是用耶鲁大学前校长13年前在耶鲁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拼凑”而成的。根据Joanna的考证,我们可否这样理解:耶鲁大学前校长确实是说了这样评论中国大学的话,网上流传并非空穴来风?
  如果是这样,“谎话”被戳穿就不知从何说起了。

二、 如何看待“前耶鲁大学校长”的高论:

  这篇文章我是转帖的,若原文是一篇文章,相信转帖者也是经过编辑的。编辑者把高论小结为七个观点,我们的重心应当是考虑这些观点是否针砭到中国大学之弊:
  1、“做大做强”就是“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学者退休……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校长“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
  2、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是把＀“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3、近年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是大学教育的失败”,我们“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4、中国大学的“官本位”下,“权力主宰一切”,“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
  5、针对大学生就业难,“大学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否则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6、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是一种骇人听闻的腐败”,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7、最后,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我认为该文讲到的主要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即他的文章道出了中国大学的弊端。其实,这篇文章是不是前耶鲁大学校长在该校学报上发表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章所讲的是不是真话,是不是值得我们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大学教育进行反思。从这个角度看,这篇文章有点类似“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大学”。

三、 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的大学

  伟大的经济学家、伦理学家斯密讲过,企业家都是经济人,他们在向社会提供合格产品的同时赚取合理的利润。他的观点,即把他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结合起来看,类似中国人所讲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或者“君子好财,取之有道”。但如果不择手段,就变成了近时代西方经济学家研究与批判的“机会主义者”,也就是为了自己,不择手段,走到了道德谴责的地步,甚至犯罪的边缘。“经济人”是中性词,“机会主义者”却带有批判的色彩。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的大学,别有一番滋味。中国的大学,是一种生产过程,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它们输入的是作为原材料的新生和教育资源,包括校舍、教师的劳动等,输出的合格的可以服务于社会的人才。中国的大学也追求利益,可以用“经济人”来解释。它们所追求的利益既包括直接的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社会)利益等。
  大学中的官僚更是这样。“经济人”很容易滑到“机会主义”上面去。例如,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但人民政府的官员却是为自己的人民币服务。大学是“经济人”,大学的官僚、博导等却多是“机会主义者”。正因为如此,才有博士的利益链条,有的博导成了学术包工头,有的博士成了学术包工头的“奴隶”,学生做课题,博导拿钱,有的博士为了毕业要跳楼。这种利益链条又是大鱼吃小鱼式的,所以又可以称为生物链条。而且这是不守社会规则和道德底线的,是一种鲨鱼横行的不平衡的生物链条。在链条的最底端,是最弱的,只有被吃的份,没有吃别人的机会。

  2010-3-18
  作者博客:http://www.yadian.cc/people/6493/0/
        http://blog.sina.com.cn/rss/zjysino20080207.xml


国家土地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关于对查处非法转让土地案件中有关问题请示的答复

国家土地管理局政策法规司


国家土地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关于对查处非法转让土地案件中有关问题请示的答复
国家土地管理局政策法规司



唐山市土地管理局:
你局唐土监字(92)1号《关于查处非法转让土地案件中有关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时晓英是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有关房屋和土地转让经营活动,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办理。时晓英转让房屋,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条例》第24条),土地使用权转让,必须经市、县
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并依法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当地市、县人民政府补交或抵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条例》第45条),未按此办理,应属于未经批准非法转让行为,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没收其非法收入,并根据情节处以罚款(《条例》第46条)。“非法
收入”是指由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而获得的全部收益,即房地买卖交易总额扣除房产现值的剩余部分。



1992年1月14日
              浅析公司瑕疵设立制度

               北安市人民法院刘宇
  
所谓公司瑕疵设立,是指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并获营业执照而宣告成立的公司,在设立过程中,存在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而设立公司的情形。它使公司成立后在法律上处于一种有别于正常公司的地位与状态。从理论上讲,既然法律明确规定公司设立必须符合特定的条件与程序,公司设立瑕疵本应该导致公司设立无效,并且自始否认其法律人格的存在。然而,这种消极的做法,使既已存在的公司的法人资格简单地消灭,往往会对第三人、股东及公司员工等利益相关者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并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对交易安全与社会经济秩序的严重破坏。这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可见法律如何对待这类公司涉及诸多法律关系的稳定,为了解决这类问题,许多国家的公司法都规定了公司瑕疵设立制度。但是,不同国家的公司法对公司瑕疵设立制度的规定存在着较大差异,至少可以有下面三种:   (一)瑕疵设立有效。这种制度以英国、美国为代表,是指公司注册机关所颁发的设立证书具有推定《公司法》有关注册的所有要求均已得到遵守的确定性证据功能。依此,一旦公司获得设立证书,则即便公司在设立过程中存在违反公司法规定的瑕疵,没有特殊情况也就不能以此质疑甚至否定公司设立的效力,所有依法注册设立的公司皆为合法公司。   应该说这种瑕疵设立有效制度很好地体现了民法中公示公信原则,一个公司公告成立,领取并悬挂营业执照,这种行为无疑是在向社会公示该公司已经合法设立、依法拥有法人人格,而我们知道法律行为一经公示,便会产生相应的公信力。第三人正是基于对这种公示的信赖,才与之发生法律关系,比如债权债务关系、买卖合同关系;即便公示有瑕疵,我们也不能依此来否定公司的设立有效,否则将会威胁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利益,尤其是增加市场交易的成本,如果我们在和公司交易时都不再相信公示而要亲自调查它是否成立有效的话,无疑会大大增加交易的成本,当然也是不可能的。英美法系国家之所以会采取瑕疵设立有效的模式,也正是考虑到效率原则,通过对瑕疵设立的承认,来减少企业设立成本和交易成本。他们知道一个“活着的”公司的价值远远大于一个“死掉的”公司这个道理。   (二)瑕疵设立无效。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等采取这种做法。在这些国家,即便公司已经获得设立证书,但如果公司在设立过程中存在违反公司法关于设立条件与程序的规定,经股东或其他利害关系人提起无效诉讼,公司将被宣告无效,且公司自设立开始时起即不具备法律效力。然而,这种绝对否定既已设立公司的法律人格的立法态度,对交易安全及社会经济秩序构成了严重破坏。譬如,在一些案件中,被告以原告公司在行为时因存在设立瑕疵而缺乏法人格为由进行抗辩;而在另一些以公司为被告的案件中,被告则以其行为时尚未依法成立为由进行抗辩,从而实现推卸责任的目的。 然而,当一个公司被宣布无效后,到底会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是转换成合伙性质的企业,还是公司被被迫进行清算,从而避免遭受进一步的财产损失?我想这个不应该一概而论,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加以规定(三)瑕疵设立可行政撤销。这种制度是说,当公司设立存在瑕疵时,可有行政机关予以撤销。我  国新《公司法》第199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假注册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由此可见我国采取的是瑕疵设立可行政撤销制度。   但是新《公司法》仍未就瑕疵设立公司的人格问题或是公司设立瑕疵的法律后果作出较为完善的规定,这既有害于债权人的交易安全,也未能给予股东、董事等利害关系人权益的必要保护。我认为,我国公司立法有必要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且我国关于公司设立瑕疵的法律后果,应当至少区分以下几种情形设计合理的瑕疵设立制度:   (一)实际出资达到了法定最低资本额而未达到应缴资本额的情形。在我国,为维护市场交易的安全,保障债权人的权利能够实现,规定在公司设立时,必须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公司资本总额,并一次性发放、全部认足或募足,否则公司不得成立。这就是公司法中的法定资本制,但是请注意,法定资本制度的主要特点是资本或股份的一次发放,而不是一次缴纳股款。 所以,新《公司法》不再要求公司必须一次缴纳股款,而可以采用分期缴纳股款的方式。那么如果在规定的年限内,公司仍没有缴足股款的应该如何处理呢?难道就因为它的资本不足,就可以根据公司法对公司设立的要求宣布它的设立无效,否定它的法人人格?这和宣布一个没有钱的人不是“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一个公司的实际资本没有达到其章程所规定的资本额(达到了法定最低资本额)就去否定它的设立有效,这显然有悖于市场交易的效率原则,不利于保护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利益,最终也有损于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毕竟一个“活着的”公司的价值永远是大于一个“死去的”公司的。而且我国《公司法》第31条和第94条规定了公司的股东或发起人负有“资本充实责任”,尽管资本充实责任主要是针对非货币财产出资,但这种理念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转接到公司瑕疵设立制度中的。当实际出资达到了法定最低资本额而未达到应缴资本额时,就责令负有交付义务的股东或发起人缴足出资,其他股东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只有在仍不缴足股款的情况下,我以为才可以否定公司的法人人格,但是仅仅是让公司变为“合伙”而已,而不应该对公司进行“清算”。还是因为一个“活着的”企业的价值永远是大于一个“死去的”企业的,何况这类公司成立之初已经是满足了法定的最低出资额的,也就是说这类公司还是拥有一定的还债能力的,对债权人利益的威胁还没有强到需要牺牲公司、不顾市场效率和成本来保护他们的利益。   对于实际出资未达到应缴资本额,同时未达到了法定最低资本额的情形。根据企业维持的原则,还是应该首先责令其缴足股本并且其他股东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只有当其拒不缴足或是实在无力缴足时,才能否定它的设立有效。不过这时应该对其进行清算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不是认定为合伙。尽管企业的价值是大于清算的价值的,但是当企业连法定的最低注册资本额都无力缴足时,我们很难相信它的还债能力,在平衡企业利益与债权人利益时,我们应该侧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二)出资比例结构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情形。我国新《公司法》第27条规定:“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三十”。之所以会这样规定是为了保证公司资产结构的合理性和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需要,保证公司资产应有的流通性和变现性,保证公司对外负责的有效清偿能力。然而公司法就公司并没有满足这一要求而成立的法律后果的问题并没有作出任何规定。显然根据我们不能否定这类公司的法人人格,新《公司法》第199条也只是对几类严重的的情节,允许公司登记机关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那么处理这种瑕疵设立的公司,我们能不能像处理实际出资达到了法定最低资本额而未达到应缴资本额的公司一样处理呢?我想,在法理上存在一定难度。如果责令公司改变资金的比例结构,公司不外乎两种选择:一是减资,减少非货币的出资;二是增资,增加货币的出资。但无论是哪种方式都涉及到资本不变原则和公司自治原则的问题,即法律在确立了资本不变原则后,公司需要增资或者减资的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新《公司法》对公司增资、减资的事由和具体方式也作出了具体规定,并要求公司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且经代表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方可生效。如果行政部门责令公司改变出资比例,势必会引起一系列法律上的问题;更复杂的是,如果公司选择减资的方式,还会牵连到公司实际出资未达到应缴资本额的情况。   要解决处理这类瑕疵设立的公司的问题,就要先搞清我们限定出资比例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必要限定出资比例。限定出资比例起初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资产结构的合理性和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需要,保证公司资产应有的流通性和变现性,保证公司对外负责的有效清偿能力。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我们发现有不少公司起初都是没有太多自己的现金,而通过抵押贷款发展壮大起来的;还有不少人即便是有钱也会向银行或是他人借款来投资创业。这也正是经济学、投资学所推崇的方式:用别人的钱去赚更多 的钱。可见,现代公司对于自有现金的依赖正在减弱,怎样的货币出资比例叫做合理也应根据不同的公司情况加以考虑。我以为,法律不应该对此太多干涉,只要该货币出资比例能够使公司有发展,那就是合理的。对于出资比例的调整实应该交由市场经济规则去调整。所以,对于这类公司,我主张行政部门应该采取放任主义,不予干涉。   (三)有无民事能力或限制民事能力担任股东的情形。我国法律要求公司设立发起人须具备完全民事能力,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参与公司设立受到限制。法律所禁止的不可设立公司的自然人,当然不可以成为公司的股东。 如果发起人在公司设立过程中死亡,其“股份”被其幼子继承,或发起人失去行为能力,公司随后设立成功,这类瑕疵设立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应该是怎样的呢?有学者认为应该认定继承无效,并由其他股东以合理的价格收购。他们认为发起人设立公司是基于相互间的信任关系,所以公司的设立行为具有一定的人生性。可是他们忘记了,一般情况下,公司的股份作为一项财产其价值远远大于出卖它所获得的收益。不给与其继承人继承股份的权利,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已死亡或失去行为能力的股东利益的侵害,与社会伦理道德也相违背。一个与社会伦理道德的规则是不能成为法律的,与其说私法是制定出来的,更确切地说私法是被“发现”的,它来源于业已形成的社会道德和习惯。对于这类公司,我们也不能认定其设立无效,否则便有客观定罪的嫌疑,有损社会效率和成本,损害其他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利益。只要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的股东设定一位代理人即可。   (四)有公务员担任股东的情形。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不得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因此公务员自然也就自然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起初设立这一规则是担心公务员利用职务之便为公司谋取非法利益,但是问题却在于究竟他有没有这样的权利来谋取不法利益。对于这类瑕疵设立我以为应当区分对待两种情况:   (1)若是该公务员所任职务有条件、有可能为公司谋利,不论该公务员是否利用职务为公司谋利,应当责令公务员出售股权或股份,对于公司则应保留其法人人格。   (2)若是该公务员所任职务没有条件、也不可能为公司谋利,则不应当产生任何瑕疵设立问题。其实,也就是说这种设立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瑕疵设立,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