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中医认为，疾病的预防比治疗更重要。法律亦然。

【案例一】甲公司诉乙公司、丙公司、张某某房屋拆迁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甲公司因与被告乙公司、丙公司、张某某发生房屋拆迁合同纠，于2007年12月21日向芙蓉区法院提起诉讼。
芙蓉区法院受理后，本着着重解决纠纷，争取案结事了的原则，于2008年1月10日即组织各方当事人第一次调解。当事人的调解方案差距巨大：甲公司不同意任何补偿；乙公司和丙公司只同意补偿5万，张某某则要求得到补偿103万，至此调解未果。此后法院要求各方拿出书面调解方案：乙公司和丙公司只同意加至8万；张某某则只同意降至98万。双方的差距仍然巨大。
2008年3月12日开庭后，没有当庭宣判。3月21日通知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法院调解，争取三家单位共同商定给予张某某房屋的拆迁补偿方案。乙公司和丙公司明确表示只能在8万的基础上在突破一点，不能超过10万。甲公司则表示为了尽快结案，愿意在乙公司和丙公司补偿数额的基础上支持三分之一。
就在3月21日前后，张某某跑至北京上访。此后法院一方面继续做三家单位的调解工作，另一方面要求张某某自己立即返回长沙继续协调。张某某听从芙蓉区法院意见从北京回来后，芙蓉区法院继续做乙公司和丙公司的调解工作。乙公司和丙公司后来表示可以加到20万。张某某对20万的补偿仍然不予接受。芙蓉区法院主管副院长和民事审判庭庭长亲自到乙公司与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见面，再次做乙公司的调解工作。乙公司和丙公司后来表示同意再加至25万元，这已经是上限。在此情况下，主管副院长通知张某某到法院，亲自做张某某的调解工作，告知乙公司和丙公司的调解方案，建议张某某要事实求实，放弃不切实际的要求。张某某仍然不予接受，并且不表明自己明确的调解让步方案。
鉴于房屋已经一年多未拆除，已经严重影响城市建设进程，芙蓉区法院根据甲公司的申请裁定先予执行拆除张某某占用的房屋。裁定送达后，张某某再次跑至北京上访。此次上访惊动市、区有关领导。区委政法委书记亲自过问本案，亲自找甲公司代表商量协调解决本案纠纷的途径。
此后，芙蓉区法院主管副院长和民事审判庭庭长亲自到张某某的家中，再次做张某某家属的工作，要求其家属通知张某某回长沙继续协调解决本案纠纷。此后又做甲公司的调解工作，要求该公司作出适当让步。
张某某从北京回来后，经芙蓉区法院两位领导最后努力，张某某最终与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于2008年6月13日达成了调解协议。张某某自愿搬出占用的房屋，房屋交由甲公司拆除，并于协议签订当日履行完毕。至此曾经引发被告张某某在诉讼中两次进京上访的房屋拆迁合同纠纷一案，最终以各方当事人满意的方式调解结案，达到了“案结事了”的目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得到了统一。

二、工作回顾
本案最终以促成各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方式结案，“案结事了”。案件审理中，芙蓉区法院及相关部门均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此案如果不能调解解决纠纷，后果无疑会是相当严重的：
从张某某的角度看：案件审理中，张某某先后数次上访进京，并且扬言要与房屋共存亡。此案处理稍有不慎，即可能影响张某某对纠纷合法合理解决的信心，可能导致他对社会不满，由此可能导致恶性事件。
从甲公司的角度看：该公司依法征地开发建设的城建项目，已因此纠纷而延误了一年多的工期，再也不能耽误下去了。哪怕耽误一天都是数额不菲的损失。因此，本案纠纷如果不尽快解决，而且是以各方都满意的方式妥善解决，那么甲公司在解决此纠纷中的投入势必会增加，城建项目因此纠纷而不能顺利推进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这样的损失扩大，对甲公司不利，对张某某也无益，对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则更属不利。
因此，本案最终以调解的方式妥善解决，“案结事了”，不仅解决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且促进了辖区城市建设进程，促进了辖区社会稳定，增进了辖区社会和谐。

【案例二】原告张某某与被告刘某某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诉讼当事人重伤住院，急需大笔费用治疗，时间就是康复的希望！芙蓉区院法官急当事人之所急，启动立案审理绿色通道，采取上门立案、快审快结措施，半天时间内达成诉讼双方调解，被告当庭支付赔偿金8万元，余款次日全部给付完毕，使原告获得了宝贵的转院救治的经费和时间。
原告张某某是湖南省汉寿县罐头嘴镇双庆村村民，年仅25岁。今年5月23日，被告刘某某在位于长沙市五一大道某酒店的后院开办一家商务酒楼，雇请案外人李某包工包料承包大楼的外墙粉刷工程，李某组织张某某等人一同进入现场施工作业。25日下午，张某某根据李某的安排在二楼外墙作业时，从窗户上摔落至地面受伤。安全事故发生后，张某某被业主刘某某了立即送入长沙市第八医院住院治疗，长沙市第八人民医院诊断为：颈4、5椎体粉碎型骨折，颈髓损伤合并高位截瘫，颈部以下失去了知觉。原告家属希望转入条件更好的湘雅医院治疗，苦于没有治疗费用。
被告刘某某作为酒店装修工程的业主即发包人，在支付了2.8万元后不再支付医疗费用。原告方认为，刘某某雇请无合法资质的李某包工包料承揽装修工程，应对张某某的受伤负赔偿责任。要求刘某某赔偿张某某医疗费用、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陪护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4万元。
6月9日下午，张某某的代理人向芙蓉区法院提起诉讼，芙蓉区法院受理后，为弄清诉讼当事人的真实意愿，派立案庭副庭长杨宇光立即带领一名法官和一名书记员赶到长沙市第八医院病房，详细了解了当事人的身体状况，在病房内办好了立案手续。同时，对原告方没有任何诉讼经验的代理人进行了诉讼指导。考虑到被告刘某某也在现场，杨宇光副庭长组织双方进行了立案调解，告知了被告应尽的责任，在得知被告装修工程正处于关键时期，资金相当紧张的情况，杨宇光敦促被告将救治伤者放在第一位，尽快筹措经费，为下一步的调解打下了基础。
6月10日，案件由绿色通道进入速裁程序，芙蓉区法院民一庭速裁法官钟建林迅速组织双方调解。调解在办公室进行，以围坐叙谈，拉家常的形式拉开调解序幕，在轻松的气氛中引导被告履行义务，最终促使被告当庭给付赔偿金8万元，并多方筹措资金于次日全部给付完毕。
二、工作回顾
此案系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原告因装修施工受伤，躺在医院急需医药费。如果原告因医药费不够而影响治疗，原告的人身损害后果无疑会进一步扩大，进而会深度影响原告今后的工作和生活。
从被告一方的角度来看，事故发生后，被告积极主动地将原告送往医院治疗，已经垫付医药费2万余元。从法律的角度看，被告不能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也不能承担无穷无尽的赔偿责任。被告也应是受法律保护的对象。如果双方的纠纷不能尽快协商解决，那么势必影响被告正常的生产经营，而且有可能诱发新的矛盾和纠纷。
因此，本案中法院采取上门立案，快立快调的方式快速结案，案结事了，诉讼双方的合法权益都得到了有效地保障，纠纷得以彻底化解。这个社会又少了一桩纠纷，多了一份和谐。


（作者单位：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浅议危险驾驶罪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下称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机动车罪是指醉酒驾驶机动车、在城镇违法高速驾驶机动车竞逐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
设立“危险驾驶罪”，社会公众有呼声、人大代表有建议、政协委员有提案，可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管是代表大陆法系立法传统的日本、德国，还是代表普通法系的英国和美国部分地区，都在本国和地区的刑法范围内强调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法律规制时下。因此,我国将危险驾驶行为入罪是对违法驾驶机动车辆行为专项惩处力度的加大，也是保障公民生命权益的又一司法举措，更是对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立法贡献。
笔者试图以刑法修正案（八）二十二条为基础，结合一些假设事例，试图以个人观点对危险驾驶罪提出拙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谋求法律解释的进一步明晰，有助于司法实践更好把握和运用。
案例（一）王某吸食毒品后，产生幻觉后驾车在公路上行驶，交警见其驾驶行为异常拦下王某，对其进行酒精测试结果并无喝酒行为。后因其语无伦次等现象怀疑其吸食毒品，将其带回公安局。
在此案例中，一般而言，王某的行为可能会被认定一般违法行为，并非犯罪，仅仅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吸毒后驾驶、吸食精神药物后驾驶不是比醉酒驾驶危害更大吗？但二十二条却仅将其中的较为常发易见的醉酒驾驶、飙车行为规定其中，而忽略了其他行为，似乎缺乏缜密性。
在危险驾驶行为的界定上，危险驾驶行为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机动车造成或增加不应有的危险的行为。严格意义上的危险驾驶行为应当是指“高危性不安全驾驶”。这种危险驾驶是指驾驶人员的驾驶状态和驾驶行为极为危险，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这种危险驾驶通常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驾驶状态的高度危险，如饮酒、服用毒品、麻醉剂、疲劳驾驶等情形；另一种情况是驾驶行为的高度危险，包括严重超速行驶、无证驾驶或明知车辆不符合安全要求仍然驾驶等[1]。
其他对危险驾驶立法的国家和地区以“醉酒驾驶、吸毒驾驶和严重超速驾驶”为危险驾驶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危险驾驶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我国规定的危险驾驶犯罪，在内容上仅规定了“醉酒驾驶”以及“飙车”行为，似乎内容过于狭窄。“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犯。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反过来说明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2]所以刑法应将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或严重侵犯或威胁法益的行为都纳入打击的范围。同时，在司法解释中在类型描述上应严格予以限定，在具体行为判断上，只有那些具有转化为现实危险可能性的危险驾驶行为， 才能够纳入刑法视野， 防止刑法在司法解释上过度扩张。
案例（二）王某（酒量很高）于前夜大量饮酒，次日酒醒后（头脑清醒），驾车去公司上班，被交警检查拦下后，经酒精测试体内仍然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恰好达到80毫克，为醉酒驾车。
在此案例中，由于我国目前认定醉酒的标准是以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标准，那么王某前一天晚上由于饮酒过量而致使第二天早上血液中酒精含量超标并达到醉酒标准的驾驶行为应被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刑法。
笔者认为王某认识不到自己是在醉酒驾车的，即王某正常驾驶车辆且没有造成任何危害的，不应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将有客观归罪之嫌。但是，如果王某明知自己仍处于醉酒状态而执意驾驶车辆的，则应按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十二条中关于危险驾驶罪的两种情形应该认为是故意犯罪，这既涉及到机动车驾驶人的认识因素，又涉及到机动车驾驶人的意志因素。首先，这种故意应表现为机动车驾驶人在明知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况下不顾他人和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醉酒驾或驶追逐竞驶并放任这种危险状态的存在；其次，就违反交通法规而言，机动车驾驶人是明知故犯，表现为一种直接故意，就因其自身行为而造成的对公共交通秩序的危害和由此而形成的危险状态而言，机动车驾驶人则表现为一种放任或过于自信的过失。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二十二条在执行过程中应适当考虑机动车驾驶人的主观因素，饮酒后对机体神经的麻痹有必然的客观影响，但是每个人对酒精的反应不一致，对酒精的耐受程度也有较大差异，不能不考虑行为人对酒精的耐受程度，对于醉酒驾驶还应当出台更为完善的检验措施。同时合理衡量其主观的社会危害性及预期危险性，有效的避免法律的僵硬实施。
案例(三) 秦某驾驶一辆汽车在公路上行驶，因回家心切便高速行驶，在加速超越前车时，前车汽车司机争强好胜，便加速追赶！此时被执勤交警拦下。
试问秦某是否被认定为追逐竞驾行为,笔者认为秦某并没有与追逐竞驶对象的意思联络，只是秦某意图使自己的车辆高速行驶超过其他车辆，由于车速快客观上形成了“追逐竞驶”的状态。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危险驾驶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由于主观恶意很弱，并且加之所处环境并没有对其他法益造成紧迫危险，一般应不宜认定为犯罪。
“高速行驶”不等于“追逐竞驶”行为，高速驾驶行为并不一定具有追逐竞驶的特征，其可以在没有追逐竞驶对象的情况下单独完成。而追逐竞驶则必须要求有一个以上的追逐竞驶对象，驾驶者之间有无事先的意思联络也应考虑在内，如数名司机商定驾驶自己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玩“飙车”在有意思联络和追逐竞驶状态下，按照危险驾驶处罚；或者是虽无意思联络，同时客观上构成三次相互追逐，具备下列情节（1.因追逐而发生交通事故并造成较大人身财产损失(尚未构成交通肇事罪)的;2.追逐车速达到或超过行驶路段的规定车速的1.5倍的;3.在闹市区或车流量较大的路段追逐造成交通阻塞半个小时以上的;4.有其他恶劣情节）时，认定为危险驾驶行为。要严格限定追逐竞驶的行为模式，并不是所有高速行驶的车辆均构成本罪，考虑行为人所处的环境、潜在的危险性、行为人心态等情况，以免造成打击面过大。此外，由于车辆运送紧急病人、处理特殊紧急事务等情况也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各种因素，不应一概以犯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