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

浙政发〔2012〕24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近年来，电子商务在全球范围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并逐步向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等实体经济活动渗透，成为引领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重要推动力。为加大对电子商务的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环境，推进全省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结合《浙江省电子商务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电子商务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电子商务以“全天候、全方位和零距离”的特点，改变着传统经营模式和生产组织形态，影响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对促进我省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提升综合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电子商务有益于开拓国内外市场。电子商务突破了传统的“商圈”概念，使交易和服务等经济活动像实体产品一样进行流通，有效扩大了市场空间。依托电子商务，生产商直接构建零售终端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大大缩减流通环节，进一步降低中间商、物流等交易成本，从而有力地促进商品和各种要素的流动，消除妨碍公平竞争的制约因素，降低交易成本，推动浙江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三）电子商务有利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电子商务交易记录可长期保存，具有“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风险可控制、责任可追究”的特点，是新时期实现市场有效监管和商业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有利于建立长效监管机制，从源头上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此外，电子商务在品牌培育、节能减排、创造就业、支持创业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加快构建电子商务产业体系
　　（四）构建电子商务产业链。根据我省产业特色和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巩固和提升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加快发展网络购物，不断拓展电子商务应用范围，逐步提高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度和市场辐射力，形成以网上交易活动为核心，技术、配送、支付、认证等支撑服务为外沿的重点突出、范围明晰、理念先进的电子商务产业链。
　　（五）建设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大力推进电子商务发展，强化政府在产业规划、政策引导、法规建设和市场监管等方面作用，提升电子商务产业规模和综合竞争力。推进电子商务与支撑体系同步协调发展，逐步突破物流配送、诚信机制、人才和资金短缺等制约。推动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在经营模式、技术和人才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努力把浙江打造成为“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三、提升发展电子商务公共平台
　　（六）巩固发展综合性电子商务平台。支持阿里巴巴等综合性电子商务平台加快向全国中小企业提供电子商务服务，逐步向境外延伸业务，巩固全球最大企业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地位。延伸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功能和内容，拓展业务范围。推进综合性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引导我省农产品开展电子商务交易。
　　（七）提升发展行业电子商务平台。依托块状经济、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提升发展行业电子商务平台，推进现有行业电子商务平台由信息流服务向信息流、商流、物流和资金流综合服务发展；进一步整合行业电子商务平台的资源，重点在化工、纺织、医药、服装等领域培育一批集交易、物流、支付等服务于一体的行业电子商务平台，确保我省行业电子商务平台发展的全国领先地位。
　　（八）加快建设大宗商品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支持有条件的生产资料经营企业和专业批发市场开展大宗商品网上现货交易，在煤炭、钢铁、塑料、化工、有色金属等领域建成一批以商品交易为核心、现代物流为支撑、金融及信息等配套服务为保障的大宗商品现货交易电子商务平台；结合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建设，加快建设综合性大宗商品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提升我省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
　　四、加快发展网络零售业
　　（九）稳步发展第三方网络零售平台。扩大网络零售商品和服务种类，推动服装、家纺、电脑、家电、数码、家居、母婴用品、土特产等商品进行网上销售。支持淘宝网做强做大，巩固其全球最大第三方网络零售平台地位；培育一批新兴的第三方网络零售平台，规范发展网络团购平台。
　　（十）大力发展专业化网络零售业。在支持综合性网络零售企业发展的同时，发挥网络零售低成本快速覆盖全国市场的优势，重点支持建设销售特定商品或针对特定消费人群的专业化网络零售平台，做精做透网络零售业务，着力培育一批行业细分并辐射全国消费市场的网络零售企业。
　　（十一）支持传统商贸企业发展网络零售业务。支持传统百货、连锁超市等企业，依托原有实体网点、货源、配送等商业资源开展网络零售业务，进一步发展集电子商务、电话订购和城市配送为一体的同城购物。结合农村流通实体网点建设，探索“网上看样、实体网点提货”的经营模式，推进农村市场网络零售业发展。鼓励日用消费品交易市场经营户依托第三方零售平台开展网上销售，推进传统零售业与网络零售有机接轨。
　　五、积极利用电子商务开拓国内外市场
　　（十二）普及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充分发挥我省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领先优势，鼓励我省中小企业利用第三方平台开展电子商务，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支持有条件的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设“浙江专区”，对浙江企业集中进行展示、宣传和推广，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影响力较大的“浙江中小企业网上集聚区”。
　　（十三）支持骨干企业发展供应链电子商务。充分发挥骨干企业在采购、销售等方面的带动作用，支持一批品牌效应明显、产品标准化程度高、系列齐全的骨干企业建立企业电子商务网站，以产业链为基础，以供应链管理为重点，实现采购、生产、销售全流程电子商务。
　　（十四）鼓励生产企业直接开展网络零售。支持生产企业依托自身品牌，通过第三方零售平台开设网络旗舰店、专卖店等网络零售终端，有条件的可自建零售平台，开展网络零售、网上订货和洽谈签约等业务。支持专业化网络销售企业承接传统企业电子商务业务，培育一批网络销售领域的总代理、总经销。
　　（十五）支持发展境外网络销售。鼓励我省电子商务服务平台针对不同语言进行区域划分，加大境外电子商务市场拓展力度。加快跨境零售的报关结汇、境外配送等配套业务，鼓励我省企业依托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境外批发或零售，特别是采取自主品牌方式建设境外零售终端，提升我省产品在境外市场的品牌影响力和附加值。
　　六、进一步扩大电子商务应用范围
　　（十六）鼓励数字产品开展网络交易。鼓励平面出版物和视频节目数字化，支持舞台剧目、音乐、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献资料等进行数字化转化、开发、下载和交易，规范发展网络游戏等文化服务，培育专业性文化产品交易平台。依托网络建立数字版权运营体系，探索“自助出版模式”，建设全省数字出版网上交易系统，在文化、出版等领域培育一批重点电子商务平台。
　　（十七）鼓励服务产品开展网络交易。推进金融领域电子商务应用，加快发展网络融资、理财等网络金融中介业务；加快推进电子商务在物流、旅游、会计、法律、培训等服务领域应用；鼓励票务、房产、人才等中介行业开展电子商务。积极建设社区便民服务平台，鼓励政府采购、招投标、药品采购等公共资源开展网络业务。重点在物流、金融、旅游、教育、医疗、中介等服务领域培育一批电子商务平台。
　　七、健全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保障
　　（十八）加强信息网络基础建设。加快基础通信设施、光纤宽带网和移动通信网、广电有线网络建设，推动“三网融合”，构建覆盖城乡、有线无线相结合的带宽接入网。全面推进光纤到楼、入户、进村，实现政府机关和公共事业单位光纤网络全覆盖；推进已建居住区光纤到户改造，实现新建小区光纤宽带全覆盖；推进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的宽带互联网等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企业信息化，普及研发、采购、制造、营销和管理等领域信息技术应用。
　　（十九）培育电子商务技术服务企业。有效整合基础电信运营、软件供应和系统集成等基础业务，培育一批专业化电子商务服务商，为中小电子商务企业提供平台开发、信息处理、数据托管、应用系统和软件运营（SaaS）等外包服务。引进国内外知名电子商务服务企业来浙设立区域总部。
　　（二十）推进电子商务应用技术创新。加快发展云计算，建设云服务平台，完善云安全解决方案，推进海量存储、虚拟化和低功耗等云计算技术在电子商务领域应用。大力发展移动电子商务，推广手机、掌上电脑等智能移动终端的应用，支持电子商务运营商与电信运营商、增值业务服务商和金融服务机构之间开展对接，提高移动电子商务覆盖面。
　　（二十一）逐步完善电子商务物流配送。整合现有工业、商业、仓储和运输等物流信息资源，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推进第四方物流，提高物流配送的社会化、组织化和信息化水平。推动第三方物流与电子商务平台合作，为网上交易提供快速高效的物流支撑。发展快递物流，培育一批信誉良好、服务到位、运作高效的快递物流企业；引进一批浙商投资的快递物流和国际先进快递物流到我省设立总部。支持重点电子商务企业建设物流中心。支持城市社区建设网络购物快递投送场所，新建小区应将快递投送场所纳入规划。尽快构建覆盖全省地级市，并逐步向县级城市、城镇和农村延伸，与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物流配送体系。
　　（二十二）进一步完善网络支付。鼓励银行拓展电子银行服务业务，强化在线支付功能；加强与电子商务企业的合作，发展电子票据、移动电话支付等新型电子支付业务，推出适合电子商务特点的支付产品和服务。加强第三方支付平台建设，引导第三方支付机构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做大做强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市场。尽快建立由网上支付、移动电话支付、固定电话支付以及其他支付渠道构成的综合支付体系，提供安全、高效的资金结算服务。
　　（二十三）加强网络认证和安全建设。推进认证平台建设，完善电子认证基础设施，加快电子认证加密技术研究。加强信息安全防范，引导电子商务企业完善数字认证、密钥管理、数字加密等安全服务功能。健全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与评估机制，提高电子商务系统的应急响应、灾难备份、数据恢复、风险监控等能力。
　　（二十四）加快电子商务人才培育。鼓励省内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开设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专业，培养多层次电子商务人才。推进中小电子商务企业、配套服务商的中高级人才学历继续教育，鼓励举办电子商务高级研修班，加强高端人才培养力度；支持有条件的电子商务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合作建立教育实践和培训基地，支持电子商务企业开展职工培训，提高职工培训费用计入企业成本的比例，鼓励和动员社会力量开展面向农民和下岗工人的电子商务知识培训。加大省外优秀电子商务人才的引进力度，积极支持引进高端复合型电子商务人才。加快推进电子商务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健全电子商务人才成长促进机制。
　　八、实施电子商务示范带动工程
　　（二十五）培育重点电子商务企业和平台。结合省委、省政府提出“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战略，在电子商务各领域中选出一批基础扎实、成长性好的企业、平台和项目，集中相关政策措施，进行重点支持和培育，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全面提升我省电子商务发展水平。
　　（二十六）推进电子商务产业园建设。支持各地按照产业链的要求建设电子商务产业园，吸引国内外电子商务企业和相关配套企业入驻，形成集商品贸易、平台建设、物流配送、融资支持等多功能、多业态的电子商务园区。推动实体交易和网上交易相结合，支持有条件的批发市场强化仓储、配送、采购等功能，发展一批以商品市场为依托的网商集聚区。开展省级重点电子商务园区认定，带动全省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发展。
　　（二十七）推动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积极申报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同时，综合考虑电子商务应用普及、电子商务企业集聚、大型平台建设和产业园区发展等要素，认定一批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县（市、区），通过区域示范，带动全省电子商务发展。
　　九、加大对电子商务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
　　（二十八）加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自2012年开始进一步加大对电子商务的资金支持力度。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开拓国内外市场、重点电子商务企业发展、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建设及网络零售、平台提升等电子商务重点工程。对新引进的知名电子商务企业总部，依据其缴纳税收、吸纳就业和产业水平等情况，经省商务、发展改革、财政、税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认定，省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给予一次性奖励。各地要结合实际落实电子商务发展专项资金，充分发挥资金的导向作用，切实提升电子商务发展水平。
　　（二十九）加大税收政策的支持。对省重点电子商务企业纳税有困难的，报经地税部门批准，酌情减免水利建设专项资金、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对新入驻省重点电子商务产业园的电子商务企业，自入驻之日起三年内，纳税有困难的，报经地税部门批准，可减免应缴的水利建设专项资金。
　　支持电子商务及相关服务企业参与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生产企业认定，如符合条件并通过认定的，可享受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税收政策。支持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电子商务及相关服务企业参与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如符合条件并通过认定的，可以享受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电子商务企业按规定予以减免企业所得税。对电子商务企业交易平台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积极研究解决物流企业代理采购、电子商务税收管辖、税务登记和电子发票应用等相关问题。
　　（三十）加大对电子商务用地的支持。统筹安排电子商务产业园用地空间布局，优先保障重大电子商务项目用地。对国家和省重点电子商务项目，各地应优先安排用地指标，保障项目落地。鼓励利用存量土地发展电子商务产业，在不改变用地主体、不重新开发建设等前提下，利用工业厂房、仓储用房等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兴办电子商务企业和园区，其土地用途可暂不变更。
　　（三十一）加大对电子商务人才引进的支持力度。对电子商务企业引进高端电子商务人才而产生的有关住房货币补贴、安家费、科研启动经费等费用，可列入成本核算。对一定规模省重点电子商务企业副总经理以上人员，经有关部门批准，可不受学历、资历、任职资格等限制，破格直接申报高级经济师资格。加快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支持省重点电子商务产业园按照集约用地的原则，引导用工单位等各类投资主体建设公共租赁住房，面向区内就业人员出租。
　　（三十二）加大电子商务企业金融支持。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探索无形资产和动产质押融资方式，扩大电子商务企业贷款抵质押品范围。积极发展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缓解电子商务企业抵押担保难；积极探索网络联贷联保等中小企业网络融资产品，提高中小企业信贷审批和发放效率。
　　推动省重点电子商务企业直接融资，鼓励电子商务企业以各种方式引入风险投资、战略投资，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加快企业发展。支持电子商务企业通过境内外证券市场上市融资，符合条件的可作为省级重点上市培育企业，在上市申报过程中由省企业上市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提供“绿色通道”，优先办理有关手续。探索建立以财政资金为引导，社会资本为主参与的电子商务产业投资基金。
　　（三十三）其他方面政策支持。鼓励各类资本投资电子商务产业，电子商务企业登记注册时，除法律、法规和国家已有规定外，各部门一律不得设置前置性审批事项。放宽电子商务企业出资最低限额，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允许电子商务企业注册资本分期缴付，注册资本首期缴纳20%，其余2年内缴足。方便电子商务证照办理，对省重点电子商务企业的网络零售企业用于配送的小型车辆予以办理相关通行证和临时停靠证。完善价格政策，电子商务企业用水、用电、用气与工业企业同质、同量、同价。
　　十、加强电子商务管理和服务
　　（三十四）加强对电子商务工作的组织领导。切实发挥省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职能，协调解决全省电子商务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有关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能，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形成电子商务发展合力。各级政府要加强电子商务的管理机构建设和人员配备，更好地发挥统筹规划、政策制定和综合协调作用，全面推进电子商务提升发展。
　　（三十五）依法保障电子商务发展。重点围绕消费者权益保护、商业秘密保护、网络信用管理、特殊电子商务业态的市场准入等问题，制订出台有关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和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动防范机制，切实做好执法检查和日常监管，严厉打击依托网络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传销、诈骗等行为。推进网上经营主体信息公开披露，探索建立电子商务信用管理和信息共享机制，推广信用产品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促进全省电子商务规范有序发展。
　　（三十六）积极营造良好的电子商务发展氛围。开展电子商务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建立完善发展评价体系，提升电子商务统计监测、分析的科学化水平。研究制订电子商务产业统计指标体系，加强电子商务企业信息统计和采集，建立电子商务运行监测系统，将网络零售额纳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加快研究制订电子商务相关标准，出台针对在线支付、安全认证、物流配送等支撑服务环节的行业标准和规范，大力推进国际通用商品条码、企业代码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加强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建设，开展电子商务企业等级评定，提升行业管理和服务水平。加大电子商务宣传力度，积极营造良好的政策导向和舆论氛围。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此件公开发布）
　　





现代科技证据的初步探析

周冬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内容提要：当前，许多国家为了提高同犯罪作斗争的效能，纷纷试图将现代科技手段引入诉讼程序。然而，由于科技证据本身充满了争议，它在刑事诉讼中运用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得到研究。本文仅从科技证据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以及收集的范围与程序的角度，结合各国的一些实际作法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析，并以此谈谈自己的立法设想，以期为我国今后在这方面的立法与研究抛一引玉之砖。
关键词：科技证据 证据能力 证明力　相关立法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就诉讼领域而言，这种变化给诉讼活动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它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发现与获取证据信息的能力，另一方也使犯罪的智能化和犯罪分子逃避侦控的能力大为增强。为更为有效地打击犯罪，当前许多国家试图将现代科技引入诉讼过程，以提高诉讼证明的技术含量和高效性。然而，现代科学技术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极大增强获取犯罪信息与证实犯罪能力的同时，由于其具有的新颖性而使其准确性一时难以得到公认，也往往使公民的私生活和个人权利可能受到更大的侵犯。因此，许多国家对现代科技证据在司法过程中的运用问题都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
一、现代科技证据的概述
所有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所获得的证据就是科技证据。[1]应该说，现代科技在诉讼程序中的应用早已开始，但“科技证据”作为一个法学名词却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美国著名证据法学家华尔兹是较早系统研究科技证据的，他将科技证据界定为十三个领域：（1）精神病学和心理学；（2）毒物学和化学；（3）法医病理学；（4）照相证据，动作照片和录像；（5）显微分析；（6）中子活化分析；（7）指纹法；（8）DNA检验法；（9）枪弹证据；（10）声纹；（11）可疑文书证据；（12）多电图仪测谎审查；（13）车速检测。[2]日本著名法学家田口守一教授也在其《刑事诉讼法学》一书中对此做了专门介绍，将科技证据分为：（1）拍照摄像；（2）采集体液；（3）监听；（4）测谎器检查；（5）警犬气味鉴别；（6）声波鉴别和笔迹检验；（7）DNA基因鉴定。[3]他们都一致地认为，科技证据应限定为具有一定技术水平，但同时由于其新颖性致使其可靠性难以得到科学界的一致肯定，要么其对人权的侵犯而被许多法学家所排斥，而导致其许容性经历了或正经历着一个不断否定到肯定的反复过程，几乎每一种科技证据从产生到走进司法程序。从被少数执法和司法机关承认到被多数执法和司法机关采用都经历了一个长期反复争论的过程，如测谎技术、秘密监听、精神病鉴定等的应用及其获得，证据的使用都无不引起激烈的争论。
尽管如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犯罪的智能化，使用科技手段进行诉讼证明是现代司法程序的客观要求，尤其是在对付有组织犯罪和恐怖犯罪中，科技证据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最有效的证明手段。正因为如此，许多现代科技证据逐渐得到各国立法和司法界的承认。我国在有关立法中也肯定了某些科技证据的使用，1993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通过的《人民警察法》都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或侦查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严格的批准程序，可以采用技术侦察措施；在司法实践中自80年代晚期也开始使用测慌仪协助办案。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科技证据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缺乏更多深入的研究，在实际的适用中也缺乏具体明确的决定。
二、科技证据的证据特性之分析
证据的特性表现在两个方面：证据能力和证据力。和传统的证据种类相比，现代科技证据既有一般证据的特性，也更有与其它证据形式不同的特殊性，这是我们在认识与运用科技证据时要充分予以注意的。
1、科技证据的证明能力
证据能力或证据资格，是指能否在审判中用来证明控辩双方所主张的、并必须由审判人员加以判断的事实，也就是有无充当证据的资格。[4]证据能力属于法律问题，一般由法律加以确认或限定。应当说，绝大多数科技证据的证据能力已得到了各国立法与司法的认可，但仍有不少科技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仍是立法与学术界争议的问题。那么，决定一种科技证据能否获得证据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或者说，一项科技证据最终能否得到司法、立法机构的认可而具备证据资格要必备些什么条件？通过对各国许多科技证据从出现到最终为立法或判例所许容过程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决定一项科技证据能否获得证据能力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该项技术本身的科学性及其结果的可靠程度，这往往用准确率来表达；二是该项技术措施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程度和方式，以及这种侵犯程度和方式能否为该国的人权保障制度所容忍。
科技证据本身的科学性及其结果的可靠性，是一国立法、司法者在考虑是否要将这一项科技证据赋予证据能力时最重要的依据。许多科技证据由于其技术上的原因，在其早期往往会引起很大争议，也难为学术界或司法界所承认，很难获得证据的资格；但随着这项技术的完善，其结果的可靠性不断提高，那么，这一项科技证据的适用也逐渐为立法和司法所接受。就以目前仍有较大争议的测谎试验为例，早期的测谎试验虽然被许多人认为是侦破技术的一大突破，但由于其科学性无法得到认定，其结果的准确率也并不高，“在心理学和生理学专家未获得符合标准的科学认同”，因而无法使法院接受该专家证据。但当这一项技术逐步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据统计，现在培训合格的测试人员测试可以使错误率缩小到1%的水平以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绝大多数法院认为，其准确度已远远高于法院现在承认的其他证据，足以保证在特别领域中得到承认和采信，现在美国大多数州已在立法或判例中正式确认了它的证据能力。
科技证据的收集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会侵犯人权，那么，这种侵犯的程度及其为人权保障机制所容忍的限度是一国在赋予其证据能力时要慎重考虑的法律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刑事诉讼两大目的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利益权衡问题。因此，许多国家规定只能在特定的领域即重大犯罪中适用；并且科技证据的收集方式是要十分讲究的，要尽量采用最小侵犯公民权利的方式进行。正因为如此，许多与人权保障制度冲突中较小的科技证据，如指纹提取、毒物化学分析、车速检测等往往容易被承认；而那些在获取过程中必须对相对人的人身、财产、隐私、意志乃至尊严进行限制和剥夺的科技证据，如秘密监听、测谎实验、催眠技术等则往往争议较大，立法和司法对其采用也十分谨慎，而且限制得很严格，对其采用的方式也规定得具体明确，以尽可能在两大目的之间达到平衡。
虽说许多科技证据在使用过程中都遇到了反对观点的质疑，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对越来越多的科技证据的使用从立法和司法上给予了肯定，这主要也得益于其技术科学性及可靠性逐渐提高，以及在使用过程中程序和方式的完善而使之与人权保障制度逐步契合。
2、科技证据的证明力
证明力又称证据价值，它是指证据在认定事实上发生作用的力量，即证据对于事实的裁判者形成心证的影响力。[5]应该说，由于技术手段的科学性以及结果的可靠性不断提高，与传统证据形式相比较，科技证据往往具有很强的证据价值，在诉讼证明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使许多“疑案”、“悬案”得以侦破。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科技证据就成了“科学的判决”、“科学的法官”、“证据之王”，而直接可以成为定案的根据。司法机关在诉讼活动中运用科技证据时仍应对其进行严格的审查，以确立其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的大小。
一方面，根据庭审规则，所有证据包括科技证据在内使用时必须首先提交法庭，经控辩双方的辩认、质证，查证属实才可成为定案根据。而按照直接言证据规则，科技证据的取证人员应当出席法庭，对其相关的原理以及获取收集过程加以说明，并接受相对方和法官的质询。为确保审查深入有效地进行，相对人一方有权聘请有关专家协助发问或进行质证。在这一过程中，如果相对方对该项科技证据的正确性提出了“合理怀疑”，法庭就应允许进行重新取证或鉴定，甚至直接排除该项证据的采信。
另一方面，在采信科技证据时应适用证据补强法则。因为，虽然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许多科技证据的可靠性已相当高，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有些科技证据的准确率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因此，绝不能把科技证据作为定案的唯一根据。为防止冤枉无辜，有必要确立科技证据的补强，尤其是那些可靠性仍存在较大争议的科技证据，即使是查证属实，也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比如认定是否患有精神病，除有鉴定结论以外，还须了解行为人平时的精神状况及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以后表现方面的证据。
在对科技证据的认定和采信中，要坚决反对仅凭个别科技证据就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孤证不能定案是证据法上的基本规则，要求包括科技证据在内的所有证据应当互相映证，形成闭合的合证据锁链，并排除任何合理的怀疑，从而达到一个相当高的证明标准。
三、科技证据采集之范围与程序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适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确实是可以更快、更有效地揭露和惩治犯罪。然而对科技证据的收集往往会带来对相对人的人身、财产、隐私、意志乃至尊严的限制和剥夺，正因为此，许多国家对其采集的范围与程序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就范围而言，一般往往从两个方面加以规定：一方面是要求只能适用于重大复杂、取证难度较大的犯罪案件，因为科技证据的出现及应用本身就是为适应现代条件下犯罪的日趋严重化、危险化和隐蔽化的需要，是作为对抗现代型犯罪之回应手段。日本在对采用监听通讯的立法中是这样确定其适用范围的。“鉴于有组织犯罪严重危害安全、正常的社会生活，且对数人共谋实施的有组织的杀人、非法买卖药品及枪支等重大犯罪，如果不予监听犯人之间的联络电话或其他通讯，查明案件真相显著困难的情形在增大，……可予采用”。[6]而美国对秘密监听的相关立法中，更是采取列举为方法规定了间谍罪、绑架罪、贩毒罪等十几种重大复杂的案件才采用该手段。其他各国同样都对多种科技证据收集范围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另一方面是要求只有在采用常规取证手段无法或很难查清案件事实时才能使用。因为相对于常规的取证手段，科技证据的取证过程往往会在更大程度上侵犯公民的权利。因此，许多国家都对此作出了规定，只有采取常规取证手段难以达到预期诉讼目标时才能采用技术侦查措施，如美国的相关立法中就明确地规定，只有当常规侦查措施已经失败或不可能成功或过于危险时才能使用秘密监听、测谎试验等手段；德国规定，只有在以其他方式不能或难以查明案情、侦查被指控的住所的条件下，才允许命令监视、录制电讯的往来。[7]
就程序方面而言，各国要求科技证据的收集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首先，侦查机关在运用时必须经过法定的机关批准，一般是向独立的法官，或者是检察官提出申请，取得司法令状。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b第一款规定：对电讯往来是否监视、录制只允许法官决定，在延误有危险时也可以由检察院决定，检察院的命令如果在三日内未获法官确认的，失去效力；其次，必须遵守法定的期限，对不同的技术侦查措施各国往往都作出期限上的规定，通常不允许超过该法定期限，但可经延展命令延长期限，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规定对命令应当限制在3个月的期限，准许对期限延长不得超过3个月，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7条规定，检察官决定的窃听时间不得超过15日。还有许多国家规定对某些科技侦查手段的适用还必须经过被测试者的许可，如测谎、催眠试验等，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手段的采用与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相冲突。但也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这与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并非矛盾，只要符合法定的条件并经过法定的机关批准，可不必被测试者的许可。此外，一些国家往往通过制订单行法规对某些科技手段的采用规定了十分明确具体的程序，如日本关于监听的法规。[8]
各国都对科技证据适用的范围与程序作了严格的规定，凡是超过范围或违反了相关程序所获的证据都得予以排除，不能予以采信。在一定程度上既适应了揭露与惩治现代型犯罪的需要，维护日益严峻的社会公共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使之与人权保护相契合，达到刑事诉讼再大目的之间的大致平衡。
四.对我国现代科技证据相关立法的几点思考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由于社会各方面的急剧变化,导致了社会治安的形势日益严峻,刑事犯罪不仅数量剧增,而且在结构上更是发生了变化，呈现出更强的智能化趋势,反侦查追究的意识与能力随之增强。这种背景下,就要求我们必须提高侦查手段的含金量，以现代科技为依托，能够获取通过传统手段所无法获取的证据资料,有效准确地打击犯罪。因此，在我国建立与完善相关的立法是十分急迫的，根据以上的论述，就谈谈我个人对此的几点想法：
１．应将现代科技证据单独列为一种证据形式。传统的证据分类法按其表现形式将证据分为七种，其中并没有科技证据的提法，更没有将其列为单独的一种证据形式，于是有的学者就不加区分地将其纳入传统的证据形式之中，有的学者将物证及其相关鉴定结论统称为科技证据；［８］有的学者则认为科技证据主要包括鉴定结论和视听资料．［９］这种划分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科技证据无论是和物证、鉴定结论还是视听资料相比，它都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在证据属性即证据资格、证据价值方面，在证据的收集运用和判断上，适用的条件及程序都与传统的证据形式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国外，科技证据有其特定的意思，往往将其限定为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但由于其技术的可靠性一时难以得到肯定或由于对人权的侵犯一时无法被容忍，从而导致其经历了或正经历着不断肯定到否定的反复过程的证据种类，这就赋予了科技证据新的特点与内涵，肯定了它的独立性，有利于更好发挥它在证据运用中的作用，提高人们对它的认识，遵循其特有的规律，所以我认为应在立法上确认科技证据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甚至还可以将那些发展成熟的科技证据予以列举．
２．可以考虑通过单行法规的形式确定运用科技证据中的相关规则。现代科技取证手段与一般的取证手段不仅在特点上有很大不同，而且往往涉及技术认定和人权保护等重大问题。因此，必须完善相关的证据规则。在规则中应规定那些科技手段可以纳入法律范围而具有证据资格，如前所述，这里应重点考虑的是该科技手段的科学准确性以及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和人权保护相协调，根据这一规则，就可以将那些符合条件的科技手段承认其可采性。就其证据力而言，不能因为它具有一定科学性而将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同样要遵循质证规则、直接言词规则、证据补强规则、相关性规则等证据规则，以确保科技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从而为正确地运用与判断证据奠定基础。如果取证的相关人员和本案或本案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遵循利益规避规则进行回避。
３．明确科技证据运用的条件、范围以及相应的程序．由于科技证据的运用一旦不当就会极大地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因而必须对它予以严格限制．参照国外的经验，科技手段运用要限定为重大复杂、取证较为困难，且采用常规取证手段难以达到目的的严重危害公共利益的案件．否则，就不能任意采用．同时，要严格其批准程序，明确其批准主体，只有中立的法官才享有批准权，在特定紧急情况下检察院也可以批准，但必须事后马上报法官批准．对时限也要明文规定，不能超过法定的时限．此外，还要对具体的操作过程作出一系列的相关规定，以达到限制滥用职权、保护人权的目的．。
4．规定违法取证的法律责任与后果以及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没有责任就没有法律，对于科技证据的相关立法一定要有相应的法律责任作保障。在科技证据的收集、运用、质证、认证等适用过程之中有违反相关规定及程序的，应明确其法律后果，凡违法所得的证据应予以排除，不得予以采信作为定案依据，对于相关责任人员也要根据其违法情节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同时，还要给予相对人救济的权利，他们有控告、申诉的权利，由此而作出不公判决的，可以作为上诉及提起再审的法定理由。由于科技证据的适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与技术性，所以，要完善与此相关的配套措施，比如适用或鉴定机构资质的认定，场所与设备的要求，经费的来源，相关人员资格的取得及培训等等，这些都关系到科技证据采用的合法性与科学准确性。

参考资料：
[1] 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2]（美）乔恩·华尔兹著，何家弘等译：《刑事证据大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
[3] （日）田口守一著：《日本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4] [[5]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版第211、213页。
[6] [8] 参见宋英辉译：《日本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24页。
[7] 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
[9]　何家弘：《中国证据法学前瞻》，载《检察日报》１９９９年９月２日。
[10]　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版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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