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强农惠农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赣府厅发[2009]57号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江西省强农惠农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江西省强农惠农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强农惠农资金管理，实现资金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强农惠农资金，是指全省各级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各项资金投入，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资金、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资金等。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使用、管理各项强农惠农资金的部门和单位。

第四条 财政部门负责强农惠农资金的申报、分配、拨付和监督检查等资金管理工作，其他业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主管部门）按各自职责负责强农惠农项目的立项申请、组织实施、检查验收等项目管理工作。

第五条 强农惠农资金使用管理应符合国家有关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原则，符合科学、公正、公开和效率原则，符合资金适当集中使用的原则。

第六条 各有关部门应将重要的强农惠农资金用途、补助标准、补助对象以及其他要求以适当的形式予以公告。　　


第二章 申报与分配

第七条 强农惠农资金坚持逐级申报原则。资金申报部门，为申报项目所在地的财政部门或主管部门。申报部门应按照财政管理体制或财务关系，以正式文件逐级申报，不得越级申报。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各级财政部门或主管部门应对上报资金项目的真实性和合规性负责。
第八条 对直接补贴类资金，主管部门应会同财政部门做好相关数据的调查、统计和核实工作；对工程类项目资金，财政部门或主管部门在立项时应实行公示公告制、现场核查制和专家评审制，提高立项环节的公平性、公正性和公开性，避免暗箱操作；对其他非工程类项目资金，财政部门或主管部门应根据有关资金管理要求，综合各项因素，科学合理测算资金需求，制定定额或定项补助标准。

第九条 强农惠农资金实行规范化分配，采用公式法、因素法等科学分配方法合理分配资金。强化资金分配的内部制约机制，实行集体研究制度，增加资金分配与政策执行的透明度。

第十条 充分利用以奖代补、先建后补、民办公助、以物代资、奖补结合等有效的资金投入激励引导手段，完善强农惠农资金分配管理机制。

第十一条 对性质相同、用途相近的涉农专项资金进行整合，发挥资金规模效益。


第三章 拨付与到位

第十二条 财政部门年初商主管部门提出强农惠农资金分配计划时间表，按计划进度下达资金。财政部门负责组织调度资金，确保资金及时足额拨付。
第十三条 上级财政部门应及时将强农惠农资金拨付到项目所在地财政部门。项目所在地财政部门或主管部门根据进度或年度自查验收情况，按国库集中支付程序办理资金拨付。

第十四条 对农民个人的直接补贴资金实行“一卡通”发放。任何部门或单位不得以直接补贴资金抵扣农户的任何税费和债务。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措施到位，责任到人，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第十五条 下级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分配下达上级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追加强农惠农资金的指标文件，必须同时抄报上级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省直管试点县应同时抄报设区市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　　


第四章 使用与管理

第十六条 由各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资金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加强对强农惠农资金的使用管理，确保资金安全、有效。
第十七条 各有关部门应根据某一具体的强农惠农项目资金要求，制定专项的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或项目实施方案。

第十八条 对符合招投标条件和政府采购管理范围的强农惠农项目资金，资金使用单位应按规定执行招投标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

第十九条 建立健全会计核算制度。使用、管理强农惠农资金的部门和单位都必须建立专账，专人负责，加强核算。对大额项目资金应实行报账制管理。

第二十条 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严禁任何部门、单位自行将上级部门下达已指定专项用途的强农惠农资金，挪用于非扶持对象及项目，变更资金用途。由于情况变化，确需调整项目，需报请立项的财政部门或主管部门正式批准。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不得违规将强农惠农资金通过所属单位转给其他部门使用，不得将资金通过下级部门或有关企业转回本单位使用，严禁以任何形式将强农惠农资金设置账外账和私存私放。

第二十二条 广泛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介，加大对强农惠农政策的宣传。同时，大力宣传强农惠农资金使用效果，树立强农惠农资金管理的先进典型，扩大强农惠农资金的影响力。　　


第五章 验收与考核

第二十三条 建立总结报告制度。定期向上级财政或主管部门反馈、报告强农惠农资金到位、使用、项目建设进度、项目效益等情况，作为对次年资金安排的依据。
第二十四条 建立绩效考评制度。制定相应的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考核强农惠农资金的使用效果，建立强农惠农资金使用效益的经常性反馈制度。

第二十五条 建立竣工验收制度。工程类项目完工后，由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根据批复的项目计划或签定的合同、协议组织验收，作出验收综合评价。对验收不合格的，除要求限期纠正并予以通报批评外，酌量调减现有投资或不予追加新的投资。项目验收后，明确产权归属，落实管护主体，及时办理移交手续，同时建立健全各项管护制度，保证项目正常运转，长期发挥效益。

第二十六条 实施强农惠农资金管理与分配挂钩的办法。对强农惠农资金管理好的单位和部门，给予资金、项目、增加投资规模等奖励；对于强农惠农资金管理差，截留、挪用、挤占资金的单位和部门，除按规定处理外，视情况终止对项目的支持，收回或抵减资金。


第六章 检查与监督

第二十七条 建立检查监督制度。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应采取自查、抽查、重点检查等多种检查形式，定期或不定期对强农惠农资金的拨付、到位、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严肃处理。
第二十八条 财政部门专设的监督机构、各级审计和纪检监察等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各项强农惠农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检查监督。

第二十九条 对在强农惠农项目检查和资金审计中，发现弄虚作假或挤占、挪用、滞留和其他违规支出资金的，一经查实，财政部门或主管部门应立即责令改正，追回资金，并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和有关法律法规，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同时如实将处理情况向上级财政部门或主管部门报告。


第七章 决算与档案

第三十条 强农惠农资金使用单位或主管部门年度终了必须按时、准确、完整地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支出决算。
第三十一条 工程类项目完工后，强农惠农资金使用单位应按有关规定和要求实施工程决算；形成的资产要逐项进行登记，按固定资产进行管理，保证资产完整、保值。

第三十二条 强农惠农资金使用单位和同级主管部门应建立强农惠农资金项目档案，并逐步形成项目档案库，为分析强农惠农资金的使用效果，规范强农惠农资金管理提供依据。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财政部和省财政厅对某一具体强农惠农资金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四条 各级政府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制定补充规定。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MBO：中国商人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公海捕鱼机会”

李华振 武奎元


本文原为《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杂志2003年12期刊发的专稿



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商人阶层都是从“公海鱼场”发展而来的，这一点与西方很不相同。庞大的国有经济从整体上来看，是个养满了“休克鱼”的公海鱼场，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经济的大海要想健康地与国际经济的汪洋互通互联，绝不能再维持这种“休克状态”，必须把这个公海鱼场向外界开放，引入新的水源、空气和养料，才能把休克鱼救活。
从1978年至今，这个公海渔场已经为中国商人们带来了20多年若干次或大或小的公海捕鱼机会。
目前正被热炒的“国有企业MBO改革”可能不是最后一次公海捕鱼机会，但绝对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公海捕鱼机会。
“公海渔场”再度面临“休克威胁”
中国的公海渔场曾经几度经历休克威胁，为了对付休克困境，每次都把一批公海里的“鱼”转给外界的非公海渔场去养（主要是中国商人们的民营渔场，也有一部分转给了外资渔场），通过非公海渔场的活力和增产，从而在整体上保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势。
这次，公海渔场又遭遇了新一轮的休克威胁。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市场经济突然“状态不佳”起来，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体地震”，丑闻不断、败绩连连；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短期明显好转的可能不大。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是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的最重要主体，前者是“排头兵”，后者是“主力军”。但现状却是：“排头兵”的头抬不起来了，成了“缩头兵”；“主力军“的队伍不武了，成了“病力军”。
中国公海渔场这次休克的根本“症状”是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而在这个“症状（标）”的背后，其“病因（本）”则是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不够发达完善，以中产群体为核心的商人阶层的力量不够强大。由于中国目前的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是从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所以，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于一点，即几十年的国有企业传统之固疾仍然没能得到完善的解决。
科斯定理能合理地解释中国公海渔场的这次休克：由于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生命体，它无法像“自然人”那样去监管自己的财产。因此，“国家所有权”最终还要由具体的某个（些）人去行使。这样就产生了“国有企业双重代理风险”，即：经营者代理进行企业经营，会产生“经营者代理风险”；主管部门及官员代理行使国家所有权，会产生“所有者代理风险”。
在中国目前的国有企业和大多数上市公司里，不仅经理是“被雇佣者”，连本应由所有者担当的董事、监事也绝大多数是“不具有所有人身份的被雇佣者”！他们都被国家雇佣——且不同于西方的“市场化雇佣”，而是一种掺杂了浓厚的非市场化因素的“特权式雇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与公司、所有者（即国家）的目标一致，他们的行为价值取向有时候与公司及所有者的利益产生冲突、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对于他们而言，公司及所有者的利益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并没有“内部化”为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在“经济人理性”之观念下，董事、监事、经理就会利用各种法律的、产权的、管理的、监督的空档，来谋求私利的最大化。
国企改革需要再次鼓励商人们“公海捕鱼”
20多年来，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向进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市县、从官方政策到学者研究，都津津乐道于“两权分离”。但20多年的实践却表明：两权分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上述的我国公海渔场面临又一次休克威胁。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失灵？
实际上，我国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是廓清了政府与国企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理顺主管官员及经营者与政府及国企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政府与国企，二者都是组织机构而非自然人，只不过一个是“大”组织机构、一个是“小”组织机构。社会学表明，组织机构本身是没有生命、没有意志的，它不能象自然人那样去进行思考决策，所以，政府与国企都不能“直接”维护自身的利益。归根结底，还必须由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代理（代表）”政府及国企来进行决策。在“代理”的过程中，主管官员和经营者就会在外部性因素（即政府及国企利益）和内部化因素（即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中，关心后者而牺牲前者。
国企的真正症结在于它没有解决好“自然人”（即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与“组织机构”（即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利害关系问题，没有在“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搭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没有使二者的外部性与内部化相趋同。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在这个大的组织机构（即政府）与那个小的组织机构（即国企）之间进行，而没有深入到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之深层。
因此，两权分离在中国已经基本上走到了尽头，不可避免地成了秋风中的落叶。于是，MBO就取代了两权分离的地位，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主角。MBO，英文Management Buy-outs，中译“经理层收购”或“管理者收购”，是指管理者（层）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的股份或分支机构，从而达到控股或参股本企业之目的，使管理者由雇员变为所有者。在西方，它是一种资本运作方法，曾在西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用用。例如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大力推行“国企民有化改造”，曾借助于MBO方式来进行。
MBO的确能治国企之病，是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良方，是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它最大的贡献在于两点：
1、使国企经营者由“纯粹的代理人（打工者）”变成了所有者，实现了国企的虚拟私有化改革。MBO之后，经营者拥有了企业股份，企业的利益对他们而言，不再是纯粹的外部性因素，已经成了内部化因素。这就会促使他们以“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心态来积极维护企业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经营权代理风险”。
2、巧妙解决了经营者自有资金不足的难题。过去，我们在实行“高级人才持股计划”、“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等改革措施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经营者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股份。这导致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执行，因而收效甚微。现在，MBO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允许经营者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股份。
“公海捕鱼”并不是挖国家墙脚
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一提到“公海捕鱼”，许多人就想到这是不是在“挖国家的墙脚”？要判断这个问题的性质，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看它是不是为中央政府首肯的；二、看它是不是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当“公海捕鱼”能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时，它就是合理而且合法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中国曾发生过数次“公海捕鱼”，从总体上来看，每次都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实际上，放眼整个世界，几乎每个立志要走市场经济之路的国家都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公海渔场向民间渔场开放、改造，区别只在于速度和程度不同而已。
为什么要鼓励商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公海捕鱼”？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知道“商业”和“商人阶层”在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关于商人，在古代的自然经济里，被贬为“无商不JIAN（奸）”；但自从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它已经变成了“无商不JIAN（坚）”——现代社会如果缺了商人，就难以坚实长久，最有力的例证是前苏联，它虽然曾与美国一样成为世界超级强国，但由于它实行的并不是市场经济，商人阶层几乎不存在，所以，到头来，它无法象美国一样“因商而坚”，未到百年，就已经隐入了黑皮史书里。
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要想以更快的、更常态的速度向前发展，必须走市场经济之路，而市场经济必须要求合理的社会分层和财富分化。中国目前所缺的就是这一点。通过一次次的公海捕鱼，逐步使经济资源通过经济及法律上的技巧性操作转移到商人阶层手中，这是为市场经济扫清路障。
所以，当我们打开电视，在珠三角和江浙地区的电视频道里看到“发挥带头作用，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做出贡献”的公益广告时，不必再感到丝毫的惊诧和不解。
当然，公海捕鱼也必须有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反面的例子是俄罗斯，俄罗斯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500家大型国企，只卖了72亿美元。俄罗斯进行圈资运动时，由于不具备完善的法治环境、社会监督、人文观念（主要指市场等价交换的观念）等条件，其圈资运动的结果是权力腐败，是“官僚瓜分国企大蛋糕”。剧变之后，国有资产原来谁在管理，就归谁占有，结果出现了“官僚私有化”和“官僚资本主义”。结果，它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相反，由于国家对经济的整体控制能力严重降低，从而直接动摇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民主和政治稳定之基础。这种“不当的圈资运动”使俄罗斯陷于长期衰退之中，使它从一个超级强国沦落到目前的状况。
MBO：从“视为偷鱼”到“公开捕鱼”
MBO在中国的主流意识里已成为一种先进的产权制度改革方式。在我国1200多家上市公司中，涉及国有资产的有900多家，其中的300多家正在积极探索MBO，据保守估计，应当有100多家的MBO改革已经既成事实，其中包括不少大名鼎鼎的名企。MBO热同样波及到了大量的非上市国有企业，据说，东南沿海地区的许多国有企业已经抢在国资委发挥作用之前进行了大量MBO，完成了正式的“摘帽”。
要知道MBO有多热，我们不妨看看国泰君安收购兼并部总经理满满的行程表：从博鳌到北京再回上海，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参加了四个会议，主题全部是MBO与经营者持股，会场里座无虚席，每一个参加者都热情高涨。
仅仅在一年之前，国企的MBO改革还是一种未获中央政府首肯的“地下的干活”。每一次MBO都是特例，能否完成MBO改革完全取决于商人（大多是国企的管理层和专门的投资机构）与政府的关系和利益交换。但现在，十六大报告关于国有资产处置以及“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的决定，已在根本的大政方针上为国有企业的MBO改革打开了事实上的绿灯。大胆地对国企进行MBO改革者不再是“见光死”的“黑侠”，通过MBO来捕鱼的商人不再背上“偷鱼”的恶名（甚至被称为“罪名”）。MBO已经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引水峡，它一头连接着国有经济的水域，一头连接着民有经济的水域，可以公开地从国有渔场里往民有渔场里引水放鱼了。
虽然MBO的核心就是管理层收购，而且允许以企业的资产为担保进行融资，但实际上由于中国的大银行都是国有的，它们在放贷时并不一定遵循市场法则，往往更多的是按“上级批示”来做，所以，国有大银行在没有接到明确的“有关批示”之前，还不敢（至少是不敢公开地）对MBO进行放贷。因此，目前MBO所需的资金仍然是一个困扰中国商人们的头等问题。以至于有说法称，早期MBO中的钱，只有找地下钱庄借。
至少是在目前向国有大银行求贷无门的情况下，专门的信托投资机构就成了首要的资金来源。在这些专门的投资机构中，那些“国产零零漆”们的力量还比较单薄，无法与国外的那些“真正的007”们相比。于是，资金上没有优势的国内专门投资机构就利用自己发达的国内关系网络，先在前面搜索好的项目，然后，再来换取和外资基金合作的机会，由外资基金进行真金白银的投入，由此筹集MBO所需的资金。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专门投资机构热衷于哪些投资项目？如何得到它们的青睐？一般来说，它们通常对那些业务单一、利润下降的纯生产型公司感兴趣。他们往往把美国在MBO、LBO等操作上曾取得极大成功的KKR公司（Kohlberg Kravis Roberts&Co）的做法当作榜样：与目前的企业管理者联手完成MBO，然后赋予这些管理层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使公司业绩迅速上升，完成财务目标，从而获利。
不管是国内的业界人士还是国外的专门投资机构，大家都明显感觉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越来越步入标准的法治化、阳光化之际，未来可能会持续8年之久才能全部完成的“国企MBO改革”将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公海捕鱼机会，所以大家都格外珍惜；即使以后还有公海捕鱼的机会，其规模肯定要小得多。
如何正确引导这次“公海捕鱼”
考查一下西方MBO（西方有国企MBO，也有非国企MBO）的经验，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
由于缺乏合适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机构，中国目前的大部分MBO是通过民间资本借贷来解决的。这种大量地通过个人间协议流动的民间资本，一方面反映了MBO对融资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隐含了不能到期还债而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在通过MBO来改革国有企业的过程中，培育机构投资者是MBO步入良性发展的关键和核心。机构投资者的主要作用体现为：通过长期投资，促使管理层进行着眼于企业中长期发展的战略性重组；通过持有的权益资本，有效参与管理层收购后的重组，监督、约束、控制管理层的经营行为，促进治理结构优化和收购后重整；通过自身具有的专业化、管理、人才和投资经验优势，减小投资的盲目性，促进并购市场理性、健康发展，减少中小投资者由于缺乏专业性带来的盲目投资；此外，机构投资者具有资金量大、分散投资等特点，有利于降低投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个人融资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
引进机构投资者有利于促进管理层收购的稳定、理性、健康发展。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的功能上存在一定的欠缺，主要表现为缺乏产业投资、以及专业化从事兼并重组的机构投资者。从MBO的现实需要出发，可以结合新的融资工具创新，发展以下几种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专项基金（MBO基金）；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用担保公司；风险投资公司。
第二、MBO融资工具的创新及其配套金融制度改革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MBO的融资工具较少，主要体现在债务融资中，缺乏信用贷款、卖方融资、公司债券、次级票据、商业票据等融资工具；在权益融资中，不能发行优先股；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之间，也缺乏相应的转换工具。中国MBO融资工具的丰富和创新，必须进行配套的金融制度改革。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MBO所使用的融资工具，并结合中国MBO的现实融资需要，通过金融制度改革，创新MBO融资工具，为企业综合利用多种融资工具、组合风险和收购成本提供可能。包括：推进信用评级，促进信用贷款发展；逐步放宽商业银行贷款的有关限制；放宽企业债券的发行限制；探索次级债务工具；建立企业优先股融资机制，等。
第三、建立和完善MBO融资的退出机制